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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唯贤”与“唯亲”

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  发布时间:2018年03月02日
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唐朝崔甫担任宰相不到200天,就任命了800名官员,且多沾亲带故。当唐德宗质问他时,他答道:“臣为陛下选择百官,不敢不详慎。苟平生未之识,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?”可是,北宋司马光不这么认为:“夫天下之贤,固非一人所能尽也,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,所遗亦多矣。”虽然是本着选贤任能的初衷,但因为奉行非“亲”不选、非“故”不用的原则,还是会埋没人才。

“任人唯贤”与“任人唯亲”,本是两条对立的用人路线,但有时两者也会有交叉,比如在“亲故”之中选“贤能”,或者在“贤能”之中选“亲故”。现实中,有的领导干部选人用人,表面上公平公正,实质上唯亲唯故。比如,有的是在“唯亲”的前提下,坚持“唯贤”的标准。只把关系亲近的干部纳入范围,尽管选用的干部比较优秀,但那些非亲非故的优秀干部早被拒之门外。又如,有的是在“唯贤”的基础上,坚持“唯亲”的条件。虽然不管亲故与否,把所有优秀干部都作为遴选对象,但最后只选用关系亲近的干部。这样一来,不但难以“优中选优”,还会助长托亲拉故等不正之风。所以,对于类似的“任人唯亲”,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,坚决予以反对。

但由此也想到一个问题,反对“任人唯亲”,是否就应该坚持“举贤避亲”呢?司马光在对崔甫的用人方法提出异议后,表明他的用人主张:“用人者,无亲疏、新故之殊,惟贤、不肖之为察。其人未必贤也,以亲故而取之,固非公也;苟贤矣,以亲故而舍之,亦非公也。”在他看来,用人只看“贤”与“不贤”,不论“亲”与“不亲”。因为亲故而用“不贤”,当然造成不公;但因为亲故而不用“贤”,也同样失之公道。

曾有这样一件事:一名干部很优秀,组织部门将其列为拟选拔任用的考察对象,但一位主要领导提出否定意见,说这名干部是他的老部下,要避“唯亲”之嫌。结果,这名优秀干部错过了提拔机会,群众都感到可惜。本来,我们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对回避问题已经作出明确规定,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,为什么不能大胆地选、放心地用呢?其实,有的人“举贤避亲”,看似大公无私,实际上还是为了一己之私,只是不想引起人们的猜测和非议。如此为之,虽保护了自己,却浪费了人才;虽树立了个人形象,却影响了集体事业。

“惟有德之人,能举似己者。”春秋时期,晋国中军尉祁奚告老还乡,悼公问他谁可以取代他的职务。他举荐了解狐。悼公说,解狐可是你的杀父仇人。他说:“君问可,非问臣之仇也。”解狐死后,祁奚又推荐了祁午。悼公说,祁午可是你的儿子。他说:“君问可,非问臣之子也。”孔子听了这件事后,感慨道:“外举不避仇,内举不避子,祁黄羊可谓公矣。”抛开个人感情因素,不受各种关系影响,知人善任、选贤任能,唯才是举、量才录用,体现的是胸襟气魄,彰显的是责任担当。

选人用人问题,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大问题,也是一道复杂难题。有的“任人唯亲”却看似为公,有的“举贤避亲”却实则为私,容易让人迷惑。但只要把眼光放长远,就能拨开迷雾见本质。选人用人见担当,只有不为“亲近”所干扰,不把“亲近”当负担,既任人不“唯亲”,又举贤不“避亲”,才能真正选出好干部,形成群贤毕至、见贤思齐的从政环境。(匡吉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