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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时间赛跑的人——钟扬教授的两个昼夜

来源:光明日报  发布时间:2018年05月04日

一、凌晨的机场

凌晨4时。

天色微明,黑夜渐渐隐去,太阳还在积蓄力量。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候机大厅里,已经响起稀稀落落的脚步声,伴着行李箱轮子划过地面的声音。

钟扬扫了一眼笔记本电脑右下角的时间,合上电脑,连同一沓稿纸塞进身旁一个老旧的双肩包,起立,抡包背上,一系列动作熟练流畅。站起身后,才发觉右腿关节疼得厉害,脚趾也痛。原地活动两下,他便一瘸一拐地大步往机场柜台走去。进出西藏的机票有时非常紧张,为了买到最早航班的机动票,他要早点去柜台等着。这天运气不错,买到了6点多起飞的航班。

这些年,钟扬的生活由“上海”和“西藏“两部分组成:他是复旦大学党委委员、研究生院院长,生命科学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教学科研和管理岗位“双肩挑”;他同时还是西藏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,第六、七和八批中组部援藏干部,西藏大学生态学一流学科带头人。在哪里他都是出了名的工作“疯子”。

2017年5月3日,一天前刚过完53岁生日的钟扬,在复旦大学忙完一天的工作,便马不停蹄地到上海浦东机场赶最晚一班飞机前往成都,落地已是次日凌晨一点多。成都到拉萨的最早航班早上5点左右开始办理登机手续,中间也就3个多小时,他习惯就在机场候着。一来需要处理一天的邮件,二来继续完成手头的一大堆工作。困了,就在机场的候机楼里找个座位打个盹。

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睡在机场候机楼椅子上了。看着午夜稍显冷清的候机楼,他想起上海家中熟睡的妻子和大儿子,还有在山东潍坊住校的小儿子,心中涌出一丝歉疚。这一晚晓艳又没睡踏实吧,她说我一出差她就夜里常常会醒。两个孩子应该睡得正香,都是马上要满15岁的小伙子,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

5时20分。随着排队办理登机手续的人群,他又往前挪了几步,右腿还是疼得厉害。大概是在候机楼里着凉了,痛风的老毛病犯了,坐久了痛,站久了也痛。“痛风,痛风,痛起来要人发疯”,每次发作起来他都喜欢这么自嘲。

他下意识地摸了下衣袋,衣袋里有几张小卡片,密密麻麻记着各种待办事项,他从里面抽出一张。这是他多年的习惯,每做完一件事就划去一条,事情做完纸片就扔了,做不完的誊到下一张卡片上。他迅速把当天要做的几件事在脑子里捋了一遍,又在卡片上加上几条。

时间真不够用。这些年,他一直有一种紧迫感:高原反应的危害可能要5到10年后才显现,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时间。两年前的那场大病后,他的紧迫感更强了。家人对他生病后“变本加厉”的工作节奏很担心,80多岁的老父母打电话,希望他能减少一点工作,他每次都说,我没事,好着呢。每次电话说不了几句就要挂,要么是马上要上课了,要么是马上要开会了,要么是马上要登机了,急得老母亲只好写信劝他。去年母亲的一封长信还躺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。

妻子看他回到家后疲惫的样子心疼,可几次劝说无效也就不再言语了。“他这人挺难改变的,我们能做的就是不给他加重负担。”妻子懂他,默默地数着他一次次往返的日子。他对妻子说,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,把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。等到西藏的事业能够可持续发展,那时我会考虑留在内地帮助西藏。

登机手续办妥,窗外天色亮了些,灰白色镶着淡淡的红边。钟扬在登机口附近的长椅上坐下,打开笔记本电脑,继续刚才没有处理完的事情。他非常善于利用碎片时间,能够做到随时打开电脑就工作,被打断后毫无过渡就能立刻接上。他颇以这一“特殊能力”为傲。这让他从各种缝隙里挤出了尽可能多的工作时间。

因为这种“见缝插针”工作法,他的双肩包里除了笔记本电脑,还有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各种手稿。他会在等人的时候写文章,也会在飞机上写文章,还在会议主席台上偷偷写过文章。一次,有个学生想帮老师接一下双肩包,一不留神差点儿没接住。他的学生赵佳媛说,大家掂量过老师的双肩包,得有几十斤吧,要两个人才能比较轻松地拎起,他却走到哪里都背着,上课、出差、去野外。

双肩包的背带早就磨毛了,表面的织布好几处都磨破了,那里面装着山山水水的跋涉,是他行走在祖国大地的最好见证。

二、另一个家园

上午6时许。

天刚刚亮,从成都飞往拉萨的航班起飞。“顺利的话8点前到拉萨,正好投入一天的工作,自己赶一赶,复旦和西藏大学两边的事情就都不耽误。”钟扬曾得意地向学生拉琼炫耀自己摸索出来的这套“最佳时刻表”。

这确实是一份紧凑得不能再紧凑的时刻表。挤压时间的同时,一再挤压的,还有他的身体。进藏会有高原反应,离藏则会醉氧,即使西藏当地人往返西藏也会选择先适应一两天,但他从来都是不休息就直接开始工作。朋友们见到他都说,你不要命啦,这么拼!可他就是慢不下来,放不下来,他心里急呀,时间不等人。在他这里,往返上海和西藏,4000米的海拔落差频繁切换,就像是上下楼一样稀松平常。他的名言是,不能因为高原反应我们就怕了嘛,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挑战。

起飞最初阶段,他通常会抓紧时间眯一会儿,基本一合眼就睡着了。飞机进入平飞阶段后,灯一亮他就醒了,15分钟的睡眠让他觉得舒服多了。从双肩包里拿出学生论文的打印稿继续修改,又批注了几十页。

“打开遮光板,调直座椅靠背,收起小桌板。”随着飞机下降,他向舷窗外望去。5500万年前青藏高原由于板块碰撞而隆起,山峰起伏跌宕的峻利棱角,山顶的皑皑积雪清晰可见,高山间散落着星星点点的草甸和海子,像镶嵌着多彩的宝石。他已无数次从空中俯瞰这大开大合纵横捭阖的切割,每一次,哪怕只一眼,也让他生出无限壮志和温情。

西藏是他的另一个家园,是他精神的丰饶园地。他的野外工作以达尔文为榜样,这些年他对青藏高原植物的研究再次印证了达尔文的理论。在青藏高原类型多样的极端环境下,植物与环境之间长期相互作用,经过强烈的自然选择,产生了许多适应极端环境的基因类型。把这些特殊的基因资源收集、研究清楚了,对生物多样性保护、国家发展乃至人类命运都具有非凡的意义。

钟扬对植物学的兴趣缘起于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分配。1979年,整个社会呼唤“科学的春天”,年仅15岁的钟扬高一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无线电专业。1984年毕业后,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。最初,他和同一批分配来的大学生、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晓艳合作进行荷花分类研究。因为每天清晨去武汉植物园采集荷花数据,植物学的“门外汉”一下子沉浸其间。他花了整整两年业余时间,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所有课程。为了更多地了解每种植物的特性,一有空就“泡”在武汉植物园里,熟稔上千种植物。无线电专业背景让他敏锐地捕捉到计算生物学研究方向,很快就取得学术上的进展,成为所里最年轻的助理研究员。20多岁的他已成为当时国内植物学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。

钟扬33岁就当上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、副局级干部,2000年却放弃职级待遇到复旦大学当一名普通教授。这让很多人大跌眼镜。

对于这一选择,钟扬从不后悔。他每做一件事情,都在追随他的梦想——